20世纪90年代之前，德里达谈到马克思主义时总是含糊其辞，也不曾明确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的幽灵》则显示出德里达开始有保留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德里达认为，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并提出了“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15]这一命题。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理解，都是非常明确的。
德里达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由此产生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德里达为什么进行“清理、批评、靠近”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并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力图构建“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在我看来，德里达之所以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这是由解构主义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功能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政治学维度决定的。
德里达曾给“解构”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即“解构不是一种批评活动，批评是它的对象；解构总是在这一或那一时刻，影响着批评和批评——理论的洋洋自信，这就是说，影响着决断的权威，即事物的可被决断定夺的最终可能性；解构乃是对批评教条的解构”[16]。可以看出，解构主义是一种以反传统和反权威为宗旨的阅读和批评模式。换言之，作为一种阅读和批评模式，解构主义首先是把反传统和反权威引为己任。就解构的具体方式和步骤而言，解构不是从一个概念跳到另一个概念，而是颠倒和置换概念秩序，以及与它连接的非概念秩序；同时，解构又从某种外在角度“确定什么被这一概念史遮蔽或排斥了，而正是通过与其利害攸关的这一压抑过程，它才为自身构筑出作为历史的存在”[17]。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解构主义不仅是一个文学、哲学、诗、神学方面的术语，它不仅涉及概念结构，而且难解难分地涉及意义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法律、权威、价值等最终可能性。德里达明确指出：“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18]可以说，解构主义力图以颠覆语言的既定结构来挑战国家权力机构，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