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从“未有文物法度”到“定朝仪，制律令”,说明它已经逐渐地封建化了。不过，窦建德始终保持着朴实而勤俭的本色， “每战胜克城，所得资财，悉以分将士，身无所取。”武德三年二月，建德至洺州， “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可见，他颇得人心。甚至他被杀害后，据殷侔《窦建德碑》记载，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由于民众的拥护，窦建德军队很有战斗力，往往势如破竹。
但是，他过分地朴实了，局限性也大，听“谗言”,杀了大将王伏宝，“后用兵多不利”;又信“谗言”杀了“好直谏”的宋正本， “是后人以为诫，无复进言者，由此政教益衰”。同时，战略上无远见，不听部下凌敬建议，不纳妻子曹氏劝阻，且又中世民“牧马”之计，所以也失败了。《旧唐书》史臣评曰；“建德义伏乡间，盗据河朔，抚驭士卒，招集贤良。及宋正本、王伏宝被谗见害，凌敬、曹氏陈谋不行，遂至亡灭，鲜克有终矣。”这是有些道理的。
总之，一个个枭雄都失败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李渊父子身上，特别是李世民身上。武德二年春正月，原隋朝步兵总管崔孝仁针对当时形势说： “唐起晋阳，奄有关内，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怀待物，举善责功，不念旧恶，据胜势以争天下，谁能敌之!”这是有识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