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赵佶《芙蓉锦鸡图》
绢本设色，纵81.5厘米，横53.6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时高俅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赵佶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宋徽宗。高俅因此鸿运当头，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受到徽宗的“不次迁拜”，数年后便官至节度使，旋又升为枢密使。宋朝的枢密使为枢密院最高长官，与同门下平章事等共同负责军国要政，凡军事之统筹管理，均由枢密使秉皇帝意旨决定执行，由此可见高俅此时已然平步青云，位高权重。
反观苏轼，虽满腹经纶却最不擅长官场种种，由于朝廷内部党争激烈，屡屡遭贬。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几遭不测之后，元祐八年（1093年）极力支持“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的宣仁皇太后崩逝，亲近王安石“新法”的哲宗理政。早前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必为当时所不容，很识趣地主动请外，补为中山知府。虽已居江湖之远，奈何苏轼声名太盛，树大招风，仍被朝臣弹劾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词中有讥谤先朝皇帝之语，于是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还没到任，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今广东惠州）。这个所谓的“节度副使”，不过是皇帝给大臣留的一点面子，实际上他已经是个受到监视的“嫌犯”了。没过多久，苏轼被再贬为琼州（今海南海口琼山区）别驾，居住在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南），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艰难生活，直到徽宗即位，才遇赦北归，不久即客死常州。可以说自从苏轼将高俅举荐给王晋卿之后，两人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霉运当头，后者则飞黄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