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寄居于一种文化之中，在该文化中，一种无法达到对正义和实践合理性本性的一致合理正当结论的无能性，与那种把相互竞争的社会归于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得不到合理证明支持的确信上的求助是共同存在的。无论是学院派哲学的声音，还是别的学院派学说的声音，抑或是那些党派性准文化的声音，都没有能够给普通公民提供一种有关这些问题的具有合理证明的统一确信。因此，涉及正义和实践合理性的争论性问题都要在公共领域里处理，但不是作为一个合理探询的问题来处理，而毋宁是作为选择性和不相容的前提之申言（assertion）与反申言（counterassertion）的问题来处理。
这一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答案有两个部分，而每一个部分都与启蒙运动及其随后的历史有关。为公共领域的争论提高合理证明的标准和方法——通过这些标准和方法，每一生活领域里的行动之选择性方针都可以评定为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开明的或不开明的——乃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志向，这一志向的系统贯彻本身曾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所以，人们希望理性能够取代权威和传统。合理证明只求助于这样一些原则，它们是任何有理性的个人都不可否认的，因而也是独立于所有社会与文化特殊性之外的，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把这些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当成特殊时空中纯粹偶然的理性的外饰。而且，这种合理证明可能不外乎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所说的那种东西，即它是在后启蒙运动的文化与社会秩序中，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那种东西，至少是为广大的文化人所接受的那种东西。